陳云在北京聽取關于石油工業(yè)發(fā)展情況的匯報。
陳云一直倡導堅持和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曾多次到青浦進行調研。青浦是陳云的出生地，他在那里生活工作了14年。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又曾四次到青浦進行調研。陳云在青浦的調研，在其幾十年的治國理政實踐中，推動了獨創(chuàng)性的、富有個人特色的調研理論與方法的形成，為制定科學決策提供了重要支撐。
調研地點選擇主觀上應“熟悉”
陳云認為，搞調查研究，應選擇熟悉的調查地點，要有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在陳云看來，“要掌握真實情況，就要到你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中去了解”。與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開創(chuàng)的中國本土社會調查方法不同，陳云認定的“熟悉”除了包含“對調查地的熟悉”“對當地語言的熟悉”這兩個層面之外，還有第三個層面，即曾經在調查地工作和生活過。例如，1961年他到青浦進行農村調查時說：“這里是我一九二七年做過農民運動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聯系，情況比較熟悉。”熟悉的環(huán)境和人際關系，能夠確保調查者不需要適應環(huán)境和進行角色轉換，便能快速進入調查狀態(tài)。
陳云非常重視自己親自作調查，因為“領導人的閱歷、經驗，以及發(fā)現、認識問題的敏銳性和深刻度，以及集思廣益、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對策的本領，與一般干部相比畢竟是不一樣的”。他認為：“在干部中間多注意聽反面的意見，這是調查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如果對方提出不同意見，那就可以吸收進來，使正確的意見更加完備。”陳云善于從不同的聯系人那里獲取不同的信息，盡可能地擯棄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使信息更為全面、客觀。此外，陳云與他的聯系人沒有任何親屬關系，能夠保持相對獨立性，他與聯系人之間形成一種以他為中心的輻射式信任，這種“一中心多向度”的信任模式能增強調查結果的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在效果上也更優(yōu)。
調研地點選擇客觀上應“典型”
陳云選擇的調研地點青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青浦地處上海、蘇州、嘉興三角地帶中心和太湖流域中心，全境東西兩片寬廣，中部狹窄，地勢低平，地下水位較高，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是聞名遐邇的魚米之鄉(xiāng)。在古代，青浦屬于漕糧交通之咽喉要地、糧倉所建之所。宋時，“坊市繁盛，置巡司、稅務及倉庫于此”。明初，“置新涇稅課局，又上海之水次西倉亦置于此，曰唐行倉”。近代以來，青浦也一直是典型的農業(yè)縣，據《青浦縣志》記載，歷代以種植稻麥為主，油菜、棉花次之，多數勞動力從事農業(yè)方面的工作。據統(tǒng)計，1965年從事農業(yè)的勞動力占全縣勞動力的79.3%。
可見，青浦是一個具有典型江南農業(yè)經濟特點的地方，將其作為農村、農業(yè)、農民問題的調研地點，具有客觀優(yōu)勢。當陳云需要針對公私養(yǎng)豬、種雙季稻還是單季稻、自留地、集市貿易、征求統(tǒng)購政策意見等問題進行調研時，主觀上基于對青浦地區(qū)的熟悉，客觀上基于對青浦作為具有突出代表意義的典型農業(yè)地區(qū)的認定，通過對青浦的調研，能夠對農村相關問題的政策制定提供很強的參考價值。
調研方法選擇上預調查、長時段觀察并用
陳云的預調查一般有三種：一是派人下去搞調查，二是尋找敢講真話的可靠的朋友面談，三是自己下去親自掌握第一手資料。他的預調查很有個人特點，“派人下去調查，所派的人一般是地位不高，知名度不大，下去以后容易到群眾中了解到真實情況；從基層找人上來談，一是交了朋友，二是上來小范圍交談，容易打消顧慮，談的東西會比較真實可靠，而且與派下去的人所了解的，還可以相互比較，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情況；親自下去調查，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這是陳云一貫堅持的方法”。
陳云很重視向普通基層群眾了解情況。他將青浦家鄉(xiāng)的聯系人發(fā)展成為長期聯系對象，他們“敢于反映真實情況，敢于講心里話”。還“約定這兩位農民曹象波、曹興達為他今后了解農村情況的長期聯系人”。家鄉(xiāng)的老熟人可以保證觀察的連續(xù)性，將政策實施情況、存在的問題及時反饋，有利于打通聯結官員與農民的信息渠道。因此，陳云總結說：“搞調查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親自率工作組或派工作組下鄉(xiāng)、下廠，這當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種是每個高中級領導干部都有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和身邊工作人員，通過他們可以經常聽到基層干部、群眾的呼聲。”
以政策制定和解決問題為導向開展調研
陳云在開展調查之前已有明確目的，或是為解決農村實際問題，或是為制定農村相關政策提供參考，他在調研過程中始終圍繞著這些核心問題進行有價值的探索。例如，1955年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為調查該政策的執(zhí)行情況并解決問題，他兩次到青浦進行了調研，之后向中央提出了農村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中的“三定”政策和辦法。陳云提出的辦法在推廣后，切實緩解了征糧過重和救濟問題，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陳云在調研時，“住在農民家，吃在農民家，每天上午開座談會，下午三四點鐘到田頭、養(yǎng)豬場和農民家里實地考察”。與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不同的是，他的調研方法比參與觀察法更進了一步。作為領導干部，他自己就是調研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這種“介入式”觀察要想獲得客觀、真實的資料，實際上要更加困難，對調研的要求也更高。
如果說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追求的是在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的前提下對社會問題進行診斷，那么陳云青浦調研所作的努力則更多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具有更強的政策性導向。農村個案調查的兩種不同思路，折射出20世紀中期現代社會科學在中國本土的重要探索，兩種調查方法既有明顯邊界，又存在交叉，可以互相借鑒，能夠給今天的調查提供指導借鑒意義。
來源：共產黨員網
